[58] 例如，在博坦公司诉厦门海关行政处罚决定纠纷案中，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是案件的争点之一。
第二是干涉功能，即使相对人承担因为其违法行为而产生的额外不利。先要判断当事人的哪些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然后在此基础上判断违法所得的范围。
[59] 有学者认为，没收违法所得不具有惩罚功能，不属于行政处罚，主张以罚款取代没收违法所得，但在不能处罚时，可没收违法所得。下面以制裁性标准对常见的几种行政管理措施进行辨析。[56] 参见胡锦光：《行政处罚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61]（2）违禁品，即国家规定禁止或限制私自生产、制造、购买、运输、持有、进出口的物品。[54]针对《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中的违法所得，原国务院法制办认为是指从事违法行为的全部实际收入。
其次，要彰显出制裁性，以实现行政处罚的目的。[3]行政处罚是直接对相对人课予义务、限制权利的法律行为。（3）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强调党的领导地位有助于为人大预算职权的完善从外部提出客观意见，及时发现不足并完善预算结构，保障人民参与和监督国家财政活动的权利，预算审查监督权的行使仍在人大。公共财政制度对于民主国家的重要性不亚于选举制度、政党政治、议会制度和舆论监督制度。[3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3-68页。既然一切国家权力都属于人民，则无论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谁，均需具有来自人民的合法性，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渠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党从事的非党内行政活动，至于原来就属于党内职能的纯党务工作，人大依然不予干涉。
纵观世界各国，政党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国家财政补贴、党费上缴、选民捐赠、党产收益等。除由私人履行的公共任务外，其他公共任务均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12]新《预算法》第1条立法目的中增加了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其中全面规范的含义与预算完整的含义相同，可见我国《预算法》也将完整性作为预算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最后一段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六、结语 党政机构合并后的新机构属于党的机构，这些新机构除了行使原党内职能外，还要广泛参与公共任务，行使国家权力，支配财政经费，需要将其纳入预算制度的约束范围。立法目的的改变体现着我国预算理念的重大变革，《预算法》由国家管理的工具转变为人民管理国家的工具，政府不再是预算职权体系的中心，预算转变为人民管理国家的工具，预算职权的配置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二）预算＝政府预算？ 财政部1998年将预算收支科目表中的国家预算改为政府预算后，政府预算的称谓被理论界和实务界广泛使用。可见，党费使用范围主要集中于党员内部活动。要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人大对预算决算、国有资产管理等的监督职能。[29]任何国家机关的运行均离不开财政支持，财政支持的数量、范围、方式等直接影响权力运行方式，因此几乎可以说控制财政是控制权力的最佳途径。
[27]《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最后一段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合并后的新机构属于党的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免除了其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
[4]本次机构改革中跨体系的党政机构合并形式均为政府机构（职能）并入党的机构，合并后，这些政府机构（职能）不再属于国务院的管理范围，而由党中央直接进行管理。3.预算完整性原则在我国的实现 预算完整性原则在我国真正得到重视要从2003年全口径预算管理的提出开始算起，提出的背景是我国建国以来长期存在大量预算外收支，甚至制度外收支的沉疴。
参见魏陆:《完善我国人大预算监督制度研究——把政府关进公共预算笼子里》,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15]彼时，政府的实际收入与经预算审批的财政收入范围并不一致，前者范围远大于后者，并且这些未受规范管理的收支占全部政府收支的比重越来越大，政府收支有失控之虞。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005年，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改革和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逐步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制度外收支是指一定时期里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自立规章、自收自支的收支，既受不到规章制度的约束，更没有法律上的明确依据，不具有规范性。四、机构改革后预算规范来源之惑：党规还是国法？ 现行预算制度制定于党政机构改革前，由国家法律法规组成。
（三）党政合并后新机构的经费来源及新任务的公共性 党政机构合并后的新机构在管理关系上属于党的机构。[22]遗憾的是，虽然《预算法》修改了部分政府预算称谓，但在关键的立法目的条款却仍然局限于政府主体的收支行为，与预算完整性原则内涵最为接近的新增的第四条第二款也表述为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而非任何财政收支均应当纳入预算。
可见，机构改革后，预算制度主体仍应由国家法律法规组成。对于新机构的公共任务部分，由国家法律进行规范更为合理。
[19]政府预算的称谓体现了以政府为主体的财政分配关系，恰是我国行政权力主体长期处于预算职权体系之垄断地位的真实写照。2.预算完整性原则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 预算必须涵盖所有财政收支不仅是为了保证财务管理的准确性，也是民主合法性对预算提出的必然要求。
我国《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九十九条规定了各级人大及常委会的预算审批权，《预算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了各级人大及常委会的预算监督权，可见，人民代表大会掌握预算核心职权不仅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性，也具有宪法和法律上的明确地位。公共预算是落实公民权，实现民主治理的重要手段。五、党政合并后新机构的预算审查监督问题 党政合并后的新机构属于党的机构体系，但按照传统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机关不属于国家权力，并非由人大产生，也不对人大负责。无从得知未公开的原因是新机构预算由于规范依据缺失而根本未经人大审批，还是行政职能部分与党内职能部分合并编制预算后由于党内职能部分涉密而导致行政职能部分预算连带不公开，亦或是存在其他不便公开的原因。
将原政府机构（职能）并入党的机构后，新机构的工作职能不再局限于领导党内活动，也扩展到对传统行政事务的领导。根据我国现行《预算法》，预算制度的约束对象是政府，《预算法》第１条明确规定：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四条第二款也规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
党政机构合并改革与现行《预算法》关于调整主体的规定有所冲突，而冲突的核心问题在于新机构是否仍受预算制度约束尚不明确。因此，《预算法》是预算制度的中心，全国人大作为《预算法》的制定机关，在预算体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30]根据广泛应用于预算关系的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31]统治者不过是主权者的代理人，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主权者赋予的权力，主权者能够在任何时候限制、改变或者否决这种权力，[32]在预算关系中，人民是委托人，使用国家财政的公权力是受托人，人民赋予其支配国家财政的权力，公权力必须按照人民委托的内容和方式满足社会公众需要。根据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公开的中央预算单位年度预决算信息，即使在信息未完全公开的情况下也可以发现，中央预算单位除国务院组成部门外，最高法、最高检、社会团体等等也在其列。
二是所有政府收入必须接受立法机构的控制，也就是所有政府收支规模、收入筹集、支出用途都必须应由各级人大授权，接受人大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这是全口径预算管理的最终目标。[16]时至今日，制度外收支几乎全部消失，预算外支出范围也逐渐减少，整体上，政府收支得到了科学的管理和有效的控制，全口径预算管理的最初目标几乎已经完成。此外，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纳税人负担国家财政供应，私有财产权因纳税而部分减损。虽然税收取之于民和用之于民的范围不完全一致，每一位纳税人的纳税付出之所失与享受公共资源之所得的程度并不相同，纳税人个人不能准确指定纳税为自己换取哪些公共资源，但从整体上看，公民可以通过预算控制财政，使公权力的行使不偏离纳税人利益，个人让渡的权利不被滥用。
[9]如果从字面理解，党政合并后的新机构（以下简称为新机构）属于党的机构体系，不再属于政府体系，那么新机构将不受《预算法》的约束。由党内法规来规范新机构的党内活动既能保障政党自治，又不会突破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范围。
（二）党的领导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权的关系 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正文中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地位明确体现在宪法之中。可见，本次机构改革重点强调党对一切领域的领导，预算显然也包含在一切之中。
这种理论的背景是党政机构合并改革前，党政相对分开，党不直接从事行政活动，也不行使国家权力，人大当然不干涉党内事务。（一）人大审查监督新机构预算的合理性 1.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权的来源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